怎么不说面向所有人直到大学的免费教育？怎么不说女性平权法案？怎么不说铝土矿公司现在至少要在强奸我们前付工资了？我母亲看她的眼神在说“我可不是这么教养你的”。

我？我很高兴她没有和拉斯·特伦特一起来，他是非洲草药师乐队的贝斯手，另一个身份是旅游部部长的儿子。我母亲说他们天生一对，虽说他当着她的面管金米叫巴比伦公主。虽说身为部长的儿子，走完他父亲那四幢豪宅的全部房间，他恐怕都要到三十岁了。但金米需要一个人来砸碎父亲在她脚下垫好的平台，这样她就能从他之中找到一个新的父亲了，以及如我所说，切·格瓦拉已死。老妈在争论中从不支持任何一边，她很少开口，只说她考虑请个家庭保镖。总理自己也说过，犯罪率像乘火箭似的飙升，民众必须自己承担互保平安的重担。我们三个人从没有一致同意过任何事情，但那一刻我们都瞪着她，好像她发疯了似的。父亲说他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绝对不会雇个背包叔叔看门护院。

他问我怎么想。金米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们的亲情全取决于我说什么了。我说我什么想法都没有，父亲和金米都很失望。我更愿意记忆而不是思考。假如我开始思考，迟早就会不得不向自己提问，比方说我为什么和他睡觉，为什么睡完就跑，为什么此刻等在这儿，为什么我一整天都等在这儿。还有，我能一整天什么都不干说明了什么问题。是不是证明我就是百无他妈的一用的那种女孩。关于一整天待在这儿，最可怕的一点在于这么做有多么容易。我母亲经常唱《把一天当一天过，亲爱的耶稣》，连老爸都喜欢说把一天当一天过，就好像这是什么生存策略。可是，假如你想根本没有生活，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只当一天过。我发现这样就可以什么都不做了。假如你把一天分成许多个三小时，然后一小时、半小时、每分钟，那么你就能将任何长度的时间嚼成可以一口咽下的尺寸了。就好比失去一个人之后怎么活下去。假如你能忍受一分钟，那你就能吞下两分钟，然后五分钟，另外五分钟，以此类推，没等你回过神来，一个月就过去了，你甚至不会注意到，因为你只顾着一分钟一分钟数时间了。

我在他住处外数时间，甚至没有意识到一整天就这么悄悄溜走。就这么容易。顶层左边房间的灯光又亮了。

有件事我应该说清楚，我想说清楚，那就是让我不安的不是犯罪。我的意思是说，犯罪当然也让我不安，就像它让所有人不安那样。就好比通货膨胀让我不安，虽说我对它没有切身体会，但我知道它在影响我。让我想离开的不是犯罪本身，而是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每时每刻，甚至就是下一分钟。当然，它也有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我认为它在接下来十年间的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就算它始终没有发生，但重点在于我会等着它发生，而等待本身已经很可怕了，因为你在牙买加什么都没法做，只能等待某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好事。永远不会发生。你能做的只有等待。

等待。狗娘养的甚至没有走上他家凉台。但要是他这会儿出来又怎么样呢？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跑过马路，趴

在他家大门上喊叫。我满是尘土的双脚说我已经等待了太久，此刻只剩下了等待。只有我看见他在后凉台上的那次我没有等待。事后我也没有等待。我考虑过要不要告诉金米。她不会料到我能做出这种事，因此我更想告诉她，我接近了她的切·格瓦拉，比她这个巴比伦公主曾经做到的更近。

马路对面离大门足足五十英尺开外，一辆车突然启动。白色运动型轿车，先前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它。一个男人，先前我同样没有注意到他，他跳下我这边路旁的一面墙，走向那辆轿车。虽说他已经钻进车里，但我还是紧紧抱住了我的包。我不知道他在那儿待了多久，他站在黑暗中的那面墙边，离我只有几英尺，观察着情况。我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他，他有可能已经盯着我看了几个小时。白色轿车拐上他家车道，在大门口停下。我确定是一辆达桑。司机下车，我看不出他是浅肤色还是深肤色，他身穿白色美丽诺上衣。他走向大门旁，大概是去和警卫交谈了。他转身回到车上，眼睛闪闪发亮。他戴着眼镜。我望着那辆车开走。

我必须离开。立刻离开，不是牙买加，而是这个地方。我必须逃跑，于是我开始逃跑。那幢屋子不肯正眼看我，但街道上上下下的黑影在看我，黑影像人一样移动。男人。过了晚上十一点，假如附近有毫无防备的女性，男人就会改变。有一半自我心想这是狗屁，我只是需要找点东西吓唬自己。我的高中老师曾经警告我们，不要打扮得像荡妇，然后随时随地都害怕会被强奸。某天我们用左手写了张字条，塞进她的写字台抽屉。她过了几个月才发现，想也没想就读了出来：说得好像盲人会强奸似的。

跑是个相对而言的概念。穿着高跟鞋，你只能以最快速度蹦跶，几乎不能弯曲膝盖。我不知道我蹦跶了多久，但我能听见脚下哒哒哒的节拍，我的脑袋想嘲笑我，因为我的样子肯定傻，“小威利·温克尔跑过小镇，身穿睡衣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