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浸泡的应该是脑部组织吧？”我想起了之前邱凌的话语，并缓步向前。

“是吧。”邱凌似乎也不能肯定，他和我同步向前，“走私器官是违法行为，这点岩田自然是知道的。不过每一个精神科医生，他们同时也都是心理学领域神经科学取向的研究者，关注的本就是我们的身体器官如何对心理和行为发挥功效。那么，作为一位精神科医生，岩田有着对于脑部组织研究的狂热兴趣，似乎也能被人理解。但是，”邱凌在手术台前站住，把短弩收到后腰位置，“但是据我目前所知，收藏脑子，并不是岩田的喜好。有这一奇怪癖好，并且一直有足够条件的，是曾经在苏门大学医学院任教的乐瑾瑜。沈非，假如我没记错的话，她入学不久，就是医学院标本协会的会员，一度还是人体器官标本室的管理老师。”

我没有出声，和他一样站在那张手术台前，盯着被保鲜膜包着的精致刀具。其实很多时候，每每念起乐瑾瑜的同时，她随身携带的那柄解剖刀，也总是在我脑海中闪过。解剖刀是锋利的，作为一个单身女性，在城市中无亲无故，身上有件防身工具并不奇怪。只是，相比较而言，解剖刀这么一件防身工具也太过另类了，如同装备在她身上的一根足够尖利的刺。

她有刺吗？

实际上，她的刺对身边的任何人竖起过吗？如果说她无刺，那么，她将罪不可赦的凶徒带出精神病院，又想做什么呢？

“这里的布置和乐瑾瑜老家的地下室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地下室里的手术台很旧，还有黄色锈迹，一看就知道是某个医院淘汰下来的设备。她把我带回去后，就是捆绑在那张破旧的手术台上，空气中也是现在这股味道。沈非，你可能并不知道，其实乐瑾瑜将我带出精神病院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给我自由，用来刺激你，而是，”邱凌深吸了一口气，“她想要杀死我，用她手里的利刃解决掉我这个对于你来说的大麻烦。并且，我的脑子，也会成为她的收藏品中的一个。实际上，在她那地下室里面摆放着的玻璃罐里，浸泡的就是人的脑部标本。”

“邱凌，别说了。”我打断了他。

我将手抬起，手掌微微发颤，朝着手术台旁铁架上的刀具伸去。邱凌并没有阻止我，他往后退了退，自顾自地吸着手里的香烟。

我的手在那排刀具上游走，并想象着乐瑾瑜挟持邱凌离开精神病院后的日子里，她的所思所想。她的童年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注定了她有着与众不同的坚强，也有着与众不同的偏执，以及本应该存在着的对于人性的刻骨铭心仇恨。但她在成长，尽管满目疮痍，却努力地学会了感恩与善念。于是，她就成了天使与恶魔两个极端的混合体，能够展现最大的善，也收拢着最大的恶。世事本就没有绝对，纯粹的黑白之间，日落只是分界线而已。

瑾瑜……

我不想辜负。

但我始终在辜负。

脑子

是的，他是邱凌，一个从来到这个世界就带着嗜血基因的凶徒的儿子，一个永远没有真正得到过他所想要的，可悲而又可耻的男人。

生物心理学家

1924年1月21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与世长辞。之后，他的遗体一直安放在莫斯科红场的水晶棺里，供人瞻仰。但，很少有人知道，列宁的脑子在他逝世后不久就被取走进行研究，并且为之专门成立了一个实验室。到1928年，更是发展成为一个叫作“人脑研究所”的机构。该机构的科学家们不仅对列宁的脑子进行了研究，还摘取了其他多位苏联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及文学家的脑子。至于这个人脑研究所收获的研究结果，至今没有解密过。它始终如同埋藏在迷雾中的幽灵，神秘而又诡异。

历史学家莫尼卡·斯皮瓦克对这个研究所进行过调查，初步揭开了这个研究所的某些面纱。当时，人脑研究所集中了苏联各个领域“天才”的脑子，除列宁外，还有基洛夫、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巴甫洛夫等，这种收集“天才”脑子的工作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斯大林逝世后，他的脑子也送到了这个研究所。后来，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朗道的脑子也被收集进来。

人脑研究所除了收集、保存、研究可以称得上“天才”的这些人的脑子外，还收集整理了每个脑子的主人人生的完整经历，以便在日后研究时参考。至于科学家们是如何进行研究的，斯皮瓦克介绍说，科学家先将脑子进行仔细拍照，然后根据照片制成完全一致的模型保存。接着，他们会将脑子分成若干部分，同样拍照和制作模型。只有在此之后，才开始用德国生产的显微镜检查切片机将脑子切割成只有微米厚的切片，制成可供显微镜检查的标本。这个过程既花费昂贵，又需要大量的时间，只有那些有重大研究价值的脑子才会进行这种处理。至于其他人的脑子，经过甲醛冲洗后，就被保存在石蜡内，小心地摆在木架上，等待日后研究。

1936年，苏联科学与教育委员会主席曾向党中央和斯大林报告，经过十多年的艰苦研究，对列宁脑子的研究已经结束。报